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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网:疏离乡土:乡村新学教育衰败的深层致因

王先明著《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上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教育与社会根本不能分离,有怎样的社会形式,就有怎样的教育,有怎样的社会政策,也要产怎样的教育政策。故农村教育是适应农村社会形式,及农村社会政策的一种教育。”刘伯英:《对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拟制农村教育专案之蒭荛》,《新农村》第5期,1933年10月,第10页。乡村教育之“一切设施,必以社会背景,时代需要为原则”,即要以切合乡村社会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为原则,“从乡村生活出发归宿到乡村生活”。然民国时期晋省乡村教育却与乡村社会实际渐趋疏离,经改革调整后的乡村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生活依然呈方枘圆凿之势。

  第一,教育与经济之关系至为密切,教育上一切设施与改进,虽不能完全受制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但最低限度要适合社会经济能力。然而“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不适宜于穷人的。换句话说就是卖劳力换饭吃没有盈余的人,是不能享受现代任何程度的学校教育的”。儿童受新教育的费用,要比受旧教育的费用多得多。“山西社会,以农为本,旧式的农业生产,少数的手工工业,手胼足胝,终岁勤劳。……一般农民生活,真是简单苦恼极了。以这样贫乏而生活简单之农村社会,而欲完全模仿资本主义社会下之资产化,营业化,闲暇化,机械化的教育,真是削足适履,而不能切合实际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在1928年以后,晋省乡村经济更形衰落,教育经费筹集颇感困难,“有的乡村简直不能筹集经费以致学校关门,有的虽能筹备些经费,但因其他关系也不能按时供给”。于是各村庄实行裁减政策,小学数目大量减少。乡村经济破产之时,“农民救死扶亡之不暇,奚遑送子弟入学”,“一般小康人家,顿时变为赤贫。一般学龄儿童,不能上学,在家帮助父兄,求谋生计”, “农村小学,亦随之倒闭者,自属不少。即勉强开门,而学生人数,亦不踊跃”。1929年后,晋省各县乡村教育,“上焉者仅能维持现状,下焉者竟尔宣告破产矣”。

  近代新学教育因不适合贫穷落后的乡村社会,在晋省广大乡村发展极为缓慢,长此以往小学教育便“成为一种畸形的发达,教育的注意点,偏重于城市;而对于乡村教育异常的忽略。所以城市的学校,日新月异的发达;乡村教育仍是腐败不堪的故状”。

  第二,与乡村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教育之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入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乡村社会里的学校,就要以乡村里面一切的问题为他的责任……本地的需要,儿童的需要及整个的乡村生活,乡村教育都是要负责的”。民国时期晋省的乡村新学教育却与此不符,以致“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农民对于学校的信仰,逐渐减低,而活泼泼的学校教育,竟变成枯读死符号的处所”。其不适合乡村社会需要之最显著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学校应该服务于所在的社会。“乡村教育要根据实际的生活,是有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就教什么;……他是极求经济,使学生能有生活力的,所以不是奢侈品。他是希求实用的,所以不是‘洋八股’,或‘老八股’。”近代新学教育基本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伴生物,在其学制性变迁进程中并没有针对中国乡村社会实际需要而有实质性改进,教材内容自然不能切合乡村社会的实际需要。

  新学教育体制在“内容方面既以工商业社会的教材为教材,而形式方面,亦以工商业的社会组织为根据”。其结果自然是弊端百出,不能适应乡村社会的需要。民国时期的晋省“更是个小农制度的社会,教育的经济条件,不但是比不上工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与中国沿海各省比较,也是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新学教育难以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

  其二,教师方面。“学校是乡村的中心,学校教师是乡村的灵魂。”如若乡村教师能力薄弱,便会导致学校教育难以切合乡村社会需要。“山西五万余之农村小学教师之资格,……高小毕业生占众多数,中学毕业者次之,各县二年制师范及国民师范初开办时之二年制师范班毕业者又次之,前清生员又次之,而真正师范学校毕业从事农村小学教育者,实为数无几,所以一般教师其基本常识多不充实,若言专业训练之教育知识,教学技能与从事农业生产之常识常能,更是无言以对。”即使真正的师范毕业生,也因其只受城市师范教育的熏陶,而对农村教育没有正确的认识,很难切合乡村社会实际需要。

  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疏离甚远的状况,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模式的体现。这一历史进程的矛盾冲突,断非仅仅立足于教育体制或制度调适所能应对。因此,民国时期晋省政府对乡村教育的改革调适收效甚微,新学教育与衰落的乡村社会日趋疏离,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乡村教育像那样安定着,使儿童为预备生活所围困而勉强住留在农场上面或到城市里去。从乡间到城市的门路,必须大大地打开。城市与乡间须有相通的自由(freedom of intercourse)。”然而,民国时期新学教育体制下的晋省乃至整个中国的乡村教育,却把这种城乡之间本该有的“相通的自由(freedom of intercourse)”变为一种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遂使乡村人口日渐减少,而其质量上也渐劣化。 “在新学教育制度下,大多数拥有新知识的知识分子纷纷向都市奔去,使农村失去了人才;不仅如此,大量资本也流出了广阔的乡村。新学教育兴起后,城居地主继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将大量财富抽往城市。乡村社会最紧迫需求的、支撑乡村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致造成了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失去财富和人才、并受到近代都市工业势力压迫的‘空心化’乡村,必然走向全面贫困化。……不仅如此,乡村精英大量向城市流失,造成了乡村社会士绅的统治严重变形,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得刚刚由新学教育而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在乡村遭受顿挫,并加深乡村社会危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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